原作:THE HOLY ROMAN EMPIRE, RECONSIDERED, ed. Coy, Marschke and Sabean Introducti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最近的研究认为(神圣罗马)帝国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到拿破仑时代的中欧地区创造了一个持久且动态有活力的政治框架。这个政治框架在维护其选民的特权和自由的同时,仍然能协调好集体行动。这样一个再评价力图颠覆一个多世纪以来对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制度和机构的负面评价。在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刻薄地讽刺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伏尔泰的这一嘲讽使帝国声名狼藉。自十九世纪以来,学者们纷纷效法伏尔泰,认定帝国是一个虚弱无力、失败的国家,甚至不认为它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幸好被拿破仑瓦解了的畸形。 另一方面,歌德在他于1806年帝国倾塌时发表的作品『浮士德』中问道:「亲爱的神圣罗马帝国,如何才能撑住它不分崩离析?」歌德的提问不仅展现了他对帝国倾垮衰弱的感受,也包含了怀念。这证明一些亲身经历过神圣罗马帝国的思想家们,比起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哲学家和十九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对于帝国有更积极肯定的态度。大部分早期的现代政治哲学家,出于对主权的关心和对皇帝与地方国王之间全力争斗的忧虑,认为帝国臭名昭著。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一些学者认为帝国是一种皇帝和德意志国王共享主权的联邦,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帝国是像其他主要欧洲国家那样的君主政体,只是其发展因皇帝们无法行使完整主权而受阻碍。然而大部分十七世纪思想家把帝国的政治看作是一种妥协。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与其属国共同行使他的权威。先不说这些争论,早期现代学者总体上认为帝国在欧洲政治中是一个积极的力量,还是一个在保护个人权利和特权的同时、通过和平方式达成一致共识与妥协的典范。神圣罗马帝国的性质和其对德国历史所造成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再一次成为人们探讨的焦点。但在民族主义和统一的压力下,帝国毫无疑问地遭受了所有负面的评价。 十九世纪晚期的德国历史学家们是透过那一时期火热的民族主义的棱镜来看历史的。对他们来说,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有着中世纪起源、信仰分裂和权力分散的管理机构的政治体。不仅风俗和语言多元化,边境也非常分散。这样的帝国正是德意志人民无法统一和总是处在被动位置上的原因。这些历史学家赞赏在1866年到1871年间统一了德意志的普鲁士王国及其中央集权和军国主义。他们这种以普鲁士为中心的态度为日后对帝国的负面学术评价埋下伏笔。这些负面评价持续了一整个世纪。事实上,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柏林宪法学院的学者们,尤其是奥托•辛策,反复检讨帝国的宪法历史,试图在其中寻找帝国为何没能发展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原因。尽管早期重要研究的民族主义因素在1945年后声誉扫地,但在战后分裂的德国中,学者们依然继续把注意力放在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束缚着帝国的宪法停滞和倒退上,以解释德意志千疮百孔的过去。这种反应继续塑造了1980至90年代期间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学术研究方向,并激发了同样探索研究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性质(Staatlichkeit)问题的两种不同途径。一些学者,包括彼得•布瑞克和托马斯•A•布拉迪在内,想要揭开德意志历史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活动的根源。他们便注重调查早期现代帝国中“地方自治主义”的普及。其他学者则将注意力放在论证德意志特殊论上,探究这种认为德意志历史发展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见解。有趣的是,这想要绘制出德国如何走向纳粹主义的历史进程的两种不同方法,都同样支持那些十九世纪火热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对神圣罗马帝国所作出的负面评价,认为帝国是一个虚弱失败的国家。 在1960年代晚期,以卡尔•奥特马•冯•阿雷廷为首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们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神圣罗马帝国。比起将其看作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这些修正主义者开始认为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凭借其自身条件达成内部妥协和一致共识的动态政治系统。沃尔克•普雷斯等历史学家继续着这个修正计划,重振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他们抛弃早期认为帝国是一个废物、其衰退不可避免的观念,重新将帝国看作是一个实际可行、用来商议政治和宗教议题的法律制度框架。事实上,随着1990年两德统一和欧洲一体化,一些学者将神圣罗马帝国看作是松散联邦制的现代化前的榜样,一个在协作活动和地方自治中取得平衡的灵活联盟。这个松散联邦制正是当今欧盟所展现的。在乔治•施密特对帝国性质戏剧性的再评价中,他认为比起将其归纳为一个失败流产的民族国家,神圣罗马其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早期现代“帝国”(Reich-Staat)。施密特用“德意志式自由”来定义这个“帝国”。“德意志式自由”的概念源于1495年开始的帝国改革,通过奥格斯堡条约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其制度化,并培养了皇帝及其选民之间的合作。 比起去评价帝国的性质,现在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学术探讨更注重于研究帝国和其机构作为一个政治和知识交流框架的可行性。这些新进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帝国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上,探查帝国政法机构的运作,并将它们视为一个改变行为规范和传播知识思潮的动态竞技场。在德语学术界内,尼古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就曾介绍过这样一个变化,而他的社会系统论正是一个基于对信息交流网络和过程的研究的模型。卢曼强调,信息传播是维持社会系统至关重要的元素。这一理论为新近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动力。新近研究将注意力放在帝国内部的信息交流上:符号、程序、和仪式,以及口头与书面的交流。在德国进行的两个合作研究项目对于将神圣罗马帝国看作是一个信息交流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个是在明斯特大学进行的“符号传播与社会价值系统”,另一个研究是康斯坦茨大学的“规范与符号”。在明斯特,芭芭拉•斯托尔贝格-里林格和学者们注重研究在帝国政治活动和达成共识过程中符号信息交流与仪式程序的作用。在卢曼理论的影响下,这些学者们强调了“依照议事程序合法化”的观点。另一项在康斯坦茨进行的研究由鲁道夫•施勒格尔指导。这项研究想通过分析主宰了帝国政治和社会运作的口头与书面的信息交流过程来解释帝国内部的政治活动。在这项研究中,想要理解早期现代德国领土和城镇内的政治决策,前现代社区中媒体与信息传播的运作至关重要。 翻译:20130415